此三代以下，人材不世出，民生所以日促也。
轻重之衡，公私之辨，三者不可不察。[11]27由此可见王船山对法治的重视。
最后，王船山从义利观的角度阐明义之价值，在继承传统古代大公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天下是天下人之天下与生民之生死重于一姓之兴亡的政治主张，因此执政者要实施惠民、利民与藏富于民的政策，从而将天下之物用之于民。此外，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近代科学技术的传入促进了人们思想的启蒙如果我们结合《救亡决论》的内容来看，二者表述的意涵是一致的，区别只是在于这里明确将民可使由之章与宗教问题结合了起来，并且借宗教来为此章进行辩护。17庞朴：《使由使知解》，载《文史知识》1999年第9期。而针对传教士借民可使由之章批评孔子的做法，蒯光典更是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观点，即他认为传教士们的教会才是一个可由不可知的大本营。
当然，必须要指出的是，虽然郑观应和林乐知的论述都隐约指向对民可使由之章的批评，但他们论述的重心通常都是指向统治者，强调统治者应该为当下民愚的现实负责，而主要不是用来质疑孔子学说本身。学者所以务民义，明民以所可知者也。……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
正是在经学常道的二千余年熏陶下，古代中国人才有安身立命的精神灵魂，有自己的价值追求，并由此而形成了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文化气质、精神面貌。而后十三经的出现，不仅是五经元典所体现的经学包容性的反映，同时也说明以五经为元典的经学是开放性的学说。古代中国文化能够数千年绵延不绝，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经学常道这一中国文化之根。所以，经学本质上是一门教人如何做人、成人，以人的价值观为核心的学问，是人学，是成人之学，而非神学。
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的说法：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杜预注天之经：经者，道之常也。
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班固，第2505页)这是以仁义礼智信为五常之道的第一次明确说明。(同上，第38页)龚自珍的批评未必完全合理，他没有看到经学是与时俱进并不断日新的学说，但他强调五经在经学中的元典地位与意义，却是完全正确的。其中有的原本属于传记之类，如《春秋》三传原是解《春秋》的传，《礼记》则是解释《仪礼》的记。
到宋代，随着四书学的兴起，《孟子》受到空前重视，也被纳入经典之中，才形成其后一直通行的十三经。经学的经典与经学家的著述，从古到今，千言万语，无不以人为中心，教人做一个有别于禽兽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人民的人，并通过人性的修养、人格的升华，达到道德高尚的理想境界，实现为人民建功立业的伟大抱负，以此促进社会的文明发展与不断繁荣，而造福于人民大众。它们或是直接由解读五经而派生，如《礼记》是诠释《仪礼》的著作，《左传》《公羊传》《毂梁传》是发明《春秋》的著作。从语源学来看，经字的本义并不具备常道的意义。
经学以五经为元典这一现象，有着极其深厚的文化意蕴。(见叶瑛，第60页)章氏批评班固以诸子为六经支流说，又提出诸子出于王官说，是相互矛盾之说，并从理论上说明了诸子百家皆出于五经的根据，在于五经是常道的载体，无所不包，而诸子只是得道体的一端。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经解上》就明确指出这一点：《论语》述夫子之言行，《尔雅》为群经之训诂，《孝经》则又再传门人之所述，与《缁衣》《坊》《表》诸记，相为出入者尔。(见叶瑛，第94页)唐初以科举取士，明经科取士的经典，设有《易》《诗》《书》、三礼、《春秋》三传九种，而有九经的出现。
在这三个层次中经居于最高的地位，是注疏之本。(刘勰，第17页)恒久、不刊是说经的常道永恒而不可改易，至道、鸿教则是表示经学的常道是至高无上的伟大学说。五经的根本精神就在围绕人与社会，给人提供人生的价值、理想与信仰，为人的生存发展指示前进方向、终极追求，为社会描绘理想蓝图，并提出实现社会理想的方案、路径。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因此，经学的研究，必须注重常道的挖掘，才能从根本上认识中国文化之根，切实做好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与创新发展。经学著述公认必须遵守的这一准则，实际上反映了以经为一切注、疏之本。
在注疏之间，注相对简明扼要，对经意的诠释较为简要，而疏是对注的阐发，是对经意的再阐发，故文字较多，还多有名物训诂的考辨。这一观念贯穿于整个经学发展史。
(同上，第2078页)将经、义与天、地联系为说，经也随之成为与天地相联系的最高法典、法则。这个说法历史悠久，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易》出于伏羲、文王等说。
第二、三篇分别为《征圣》《宗经》，是对常道、圣人、经典三位一体的具体论说。或是因精神理念与五经一脉相承，并与时俱进地发扬光大，如《论语》《孝经》《孟子》《大学》《中庸》。
常道是五经成为元典的内在根据，而常道依存于五经的元典，离开五经，就无常道可言。元典为五，就不是一经独尊，而是五经并存，多元兼容。二、经学的根荄在常道 以五经为元典的经学之所以能够从先秦发展到现代，在中国历史中发生绵延至今的巨大影响，最根本的原因是经学内在的文化精神。絜静精微，《易》教也。
由《汉语大字典》等工具书可知，西周晚期的毛公鼎等的铭文中已有巠字，虢季子白盘等器物已出现经字。经学所谓的经是具有至高无上的法典意义的经，是常道的文本载体，这是经的引申义，这就是段玉裁以三纲五常来解说的常道意义。
恭俭庄敬，《礼》教也。经学从初始就数经并存，这说明经学从根源上就具有包容性，是一个多维的体系。
所以，即使要说古代的经学观，也应该从常道的意义来定义，而不是从诠释儒家经典的现象来说明。人不守常道，就不是人。
而农业生产的经验积累，使人们认识到一定的土壤条件只适合特定的农作物，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这被称作宜。而在十三经中只有五经具有元典性，其他如《礼记》、《春秋》三传、《论语》《孟子》只是在取得经的地位后，才有相应的注、疏之学，所以，说到底还是以五经为本。自汉代以后，圣人作经更成为人们的共识。正是经学具有的包容性、开放性，以五经为元典的经学从来就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它总是能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作与时俱进的调整创新，生生不息，获得发展。
而经学也能够吸收佛教、道教的营养成分，发展出理学的经学新形态，使经学得到哲学的升华。而唐代官方修定的经典为《五经正义》，主要还是以五经为主，而五经中的《礼》为《礼记》，《诗》为《毛诗》，《春秋》为《左传》，与汉代五经皆今文不同。
《乐》仁、《书》义、《礼》礼、《易》智、《诗》信也。而《论语》、《孝经》、《孟子》、《春秋》三传、《尔雅》都成书于战国时期，《礼记》的内容虽然多出于先秦，但也有少数篇章出于西汉，编定则在西汉中期。
农业生产必须依赖天时，从而有了古代对天文的认识。我在《经学是研究儒家经典的学说质疑》(见黄开国，2017年)一文中，已经对狭义的经学观提出了异议，但该文主要是从破的角度论证了狭义经学观不能成立，对于经学究竟应作何界说，应如何认识，还没有正面说明。
